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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敦煌學
2019年07月22日 15:54 來源:《光明日報》( 2019年07月22日 14版) 作者:榮新江 字號
關鍵詞:敦煌學;敦煌文獻;敦煌寫本

內容摘要:與此同時,《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等專刊或專集推動敦煌學重新起步。在出版界和敦煌學界的共同努力下,從《英藏敦煌文獻》開始,陸續出版《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如項楚《王梵志詩校注》《敦煌變文選注》、寧可與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馬繼興等《敦煌醫藥文獻輯校》、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鄧文寬《敦煌。

關鍵詞:敦煌學;敦煌文獻;敦煌寫本

作者簡介: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國學術百廢待興,儲存多年的中國學者的能量得到發揮,中國敦煌學也揚帆起航。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杭州大學、蘭州大學等高等院校,開設了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課程,恢復科研的同時,著力培養新生力量。作為專業從事敦煌研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制擴大為敦煌研究院,增補許多新的研究人員。與此同時,《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等專刊或專集推動敦煌學重新起步。1983年成立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為組織推動敦煌學的重要力量。從事敦煌學研究的中國學者,以奮起直追、奪回敦煌學研究中心為己任,夜以繼日,焚膏繼晷,迸發出極大能量。

  敦煌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敦煌石窟、敦煌藏經洞和莫高窟北區出土文獻、敦煌漢簡等考古文物,資料的整理和公布是敦煌學者首先面對的問題。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科研人員,從80年代初中日學者共同編撰《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以來,陸續編撰出版《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敦煌石窟內容總錄》,為研究敦煌石窟提供指南。90年代編纂多卷本《敦煌石窟藝術》,將莫高、榆林窟的重要石窟,以一個窟為單位做了全面解說,輔以清晰圖版出版刊行。進入21世紀,又集體編撰《敦煌石窟全集》26卷,對敦煌石窟做了分類整理,包括尊像圖、經變圖、故事畫,以及建筑、民俗、交通、音樂、舞蹈、動物、科技、圖案等,首次發表大量敦煌壁畫、雕塑的細部圖像。此外,敦煌研究院用考古學方法,徹底清理了北區石窟,出版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為學界提供了新的文物和文獻資料。

  在海內外所藏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方面,先是70年代末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通過交換獲得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寫卷的縮微膠卷,加上此前已有的大部分英國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的縮微膠卷,使得敦煌學者可資利用,產生了像唐耕耦《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5卷本這樣大型的錄文集。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遍訪歐美、日本所藏敦煌文獻,并與國外同行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催生出90年代以來敦煌文獻大型圖錄的誕生。在出版界和敦煌學界的共同努力下,從《英藏敦煌文獻》開始,陸續出版《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為學者提供大量拍自原件的清晰照片,這些圖錄是以敦煌文獻為基礎從事各項研究的最可靠依據。

  因為敦煌寫本有如明清時期的檔案和稿抄本,所以文獻的整理工作往往和各門類研究工作并行,甚至需先行一步。中國學者此前由于接觸不到原件,也沒有經費出國調查原始文書,所以在錄文方面難有作為。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擁有母語優勢的中國學者,自然成為敦煌文獻整理的最佳人選,涌現出一大批整理校錄敦煌文獻的優秀成果,如項楚《王梵志詩校注》《敦煌變文選注》、寧可與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馬繼興等《敦煌醫藥文獻輯校》、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鄧文寬《敦煌天文歷法文獻輯校》、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張涌泉與黃征《敦煌變文校錄》、黃征與吳偉《敦煌愿文集》、李方《敦煌論語集解校證》、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等,其中項楚的著作不僅有精準的校勘,還有注釋,極為難得;沙知的契約錄文,幾乎每件都核對過原件,最可信賴;李正宇著作結合實地踏查,有許多面壁輿地學家做不出的成果;徐俊則采用尊重寫本原卷的方式,按卷子為單位整理詩集。迄今為止,隨著高清敦煌寫本照片陸續發表,整理校錄文獻的工作仍不斷有新的成果,其中按號校錄的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和按分類校錄的張涌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是最具規模的成果。在這方面,可以說中國學者遙遙領先,無可爭議。

  敦煌文獻的整理推動了敦煌學各方面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在歷史學方面,學者們利用敦煌文書,有對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經濟、寺戶制度、僧尼生活的深入探討,有對吐蕃統治敦煌、歸義軍政治史和經濟史的還原式研究,有對敦煌的城鎮分布、交通道路、水渠管理等歷史地理的細致探索,還有對唐朝制度、文書格式、信息溝通的精細分析。在語言文學方面,有對唐五代宋初西北方音、俗語、俗字的集大成解析,有對敦煌雅文學如《文選》及唐人詩文的整理研究,也有對敦煌變文、講經文、詞文等各種俗文學作品的總體考察,還有對敦煌出土的藏語、于闐語、回鶻語文獻的語言學研究和翻譯整理。在宗教學方面,有對敦煌寫本佛教經錄的整理,有對敦煌禪宗典籍的校錄和考釋,有對敦煌藏佛典、特別是疑偽經的佛教學或社會學的分析,有對敦煌道教典籍的綜合整理及與《道藏》本的對比考校,有敦煌各類占卜書的提要和結合社會史的解析,有對敦煌發現的摩尼教、景教文獻與兩種宗教傳播史的新探索,還有利用敦煌文書對祆教在中國流傳的進一步闡述。在科技史方面,有對敦煌天文歷法寫卷和印本的全面整理,對于敦煌“具注歷”的一些原理做了分析,特別是醫理著作和本草方書得到了反復整理和解說,其他如紙張、印刷術等方面,也有新的進步。由于敦煌文獻包含三教九流,利用敦煌文獻的研究著作也包羅萬象,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可以說在以漢文文獻為依據的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已經處在國際敦煌學的前列,而在各種民族語言文獻方面,或者在宗教研究方面,則與國外同行各有千秋,成果交相輝映。

  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敦煌石窟近水樓臺,在石窟考古和壁畫美術史研究方面,必然作出應有貢獻。宿白倡導的用考古學方法研究佛教石窟,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率先推出成果,除了他本人的《中國石窟寺研究》,還有馬世長《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文集》,以及敦煌研究院編,樊錦詩、蔡偉堂、黃文昆執筆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對于石窟壁畫內容的研究,則有敦煌研究院的各位學者對尊像圖、本生故事畫、佛傳故事畫、經變畫、佛教史跡畫、瑞像圖及各種圖案的細致研究,遠遠超出日本學者《敦煌畫之研究》的范圍。同時,敦煌石窟也對國內外學者開放,因此產生一大批以敦煌石窟壁畫為主題的學術著作。應特別提到的是,敦煌石窟的技術保護也是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貢獻。

  在敦煌學研究領域,改革開放后還有一項重大發現,就是敦煌懸泉漢簡的發現。考古工作者在這處漢代驛傳遺址中,發現了兩萬多枚有字的簡牘,年代從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學者們就其中漢代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文書、簿籍以及信札、日書、歷譜、醫方等,特別是有關驛站管理、使者過所和乘傳、招待往來西域各國客使的賬簿做了仔細的研究,對漢代歷史和絲綢之路研究作出獨到貢獻。這批材料的最終公布,必將帶動敦煌學有關漢代和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鉚足勁與國際同行爭高低,因此有關研究論著往往越精深越好,而有關敦煌的普及通識著作比較匱乏。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曾組織學者編寫《敦煌學大辭典》,但其辭書性質不便于閱讀,作為高校教材的《敦煌學十八講》卻吸引了許多讀者。為此,學會又組織中青年學者,編寫了一套《敦煌講座書系》,包括敦煌歷史、地理、社會、考古、藝術、文學、文獻、宗教典籍、寫本學等方面,雅俗共賞,其影響力超過了日本上世紀80—90年代編纂的《講座敦煌》。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敦煌學,可以說成績輝煌,同時也有需反思之處,那就是過多地依賴材料,在追索新材料的同時,忘記思考新問題。事實上,在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許多新學科、新理論、新視角、新問題,如胡語與漢語文獻的不同記載和民族認同,各種宗教匯聚一地與地方社會的關系,婦女與性別視角下的敦煌社會,大量寫本醫書反映的醫療社會,敦煌寫本和敦煌石窟如何表現絲綢之路,等等。在今天學術界關注的社會史、醫療史、性別史、書籍史、絲綢之路學方面,敦煌學應當為這些跨學科研究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

作者簡介

姓名:榮新江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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