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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卷講唱技藝的起源
2019年07月22日 15:29 來源:《光明日報》( 2019年07月22日 13版) 作者:尚永琪 字號
關鍵詞:寶卷講唱;佛經;魏晉時期

內容摘要:唐宋以后興起并遍布大江南北、韻調各有特色的寶卷講唱,是在講經文、因緣文、變文等早期說唱文體和轉讀等歌詠技藝的漫長演變中產生的說唱文學。在佛教的傳統義學講經中,經義、因緣(佛教故事)是并行而講的,其大概程序是先有經師讀一段經文,然后由講師來講說這段,講完后,再由經師讀一段,然后講師再解說,如此循環往復,這樣就將經義哲理與因緣故事一并在講說中隨經文講完。按《高僧傳》的說法,僧人法事集會至夜疲倦時,就另請法師說法以調節氣氛,緩解困頓,所說內容主要是“雜序因緣”或“旁引譬喻”,就是只講故事,而不是以故事從屬于經文,離開講經義疏的講因緣故事的文本和手段由此而生。

關鍵詞:寶卷講唱;佛經;魏晉時期

作者簡介:

  唐宋以后興起并遍布大江南北、韻調各有特色的寶卷講唱,是在講經文、因緣文、變文等早期說唱文體和轉讀等歌詠技藝的漫長演變中產生的說唱文學。

  寶卷講唱之淵源,與梵文佛經譯為漢語后的講說形式密切相關。1600多年前,鳩摩羅什在將梵文佛經譯為漢語時說,梵文文本“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讀經猶如唱歌,音調優美。但是譯為漢語后,則完全沒有了優美的歌體韻味。鳩摩羅什當年所言的這個缺憾,是其后的講經說法者一致努力彌補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寶卷就是經典歌詠化努力的一種演變結果,是佛教講經中的“講故事”傳統與對佛經轉讀的“歌詠化”傳統相結合演變的結果,也是佛經講唱方式與世俗教化宣揚手段相融合的結果。

  佛教講經的“講故事”傳統,是變文和寶卷的濫觴。在佛教的傳統義學講經中,經義、因緣(佛教故事)是并行而講的,其大概程序是先有經師讀一段經文,然后由講師來講說這段,講完后,再由經師讀一段,然后講師再解說,如此循環往復,這樣就將經義哲理與因緣故事一并在講說中隨經文講完。但是隨著佛經講論的發展,講因緣故事逐漸適應化俗的需要,在兩晉之際從佛教的僧講中分化了出來。按《高僧傳》的說法,僧人法事集會至夜疲倦時,就另請法師說法以調節氣氛,緩解困頓,所說內容主要是“雜序因緣”或“旁引譬喻”,就是只講故事,而不是以故事從屬于經文,離開講經義疏的講因緣故事的文本和手段由此而生。

  而與講因緣故事密切相關的文體就是變文。如果說因緣文僅僅是僧人講經過程中的一種調節性的故事講述,那么,變文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圖文相配、歌詠相雜的生動講故事方式。饒宗頤先生在《從“啖變”論變文與圖繪之關系》中指出:變的意義從化身而來,神變是佛經中關于佛的神通變化的特殊名稱。從現存的標有“變”字樣的與佛經有關的變文卷子來看,“變”主要是講神(佛)的歷史的,講神的種種變異以追溯教的歷史、道的歷史。那么,怎樣達到這一目的呢?方法有二:一為畫圖,一為講述。前者即是壁畫變相,后者即可目為變文。從變的意義和功用來講,變相與變文的關系是并行的,其目的都是為了表變——即講述佛的事跡。實際上,圖傳與講說并行是佛教宣揚教旨教義的一貫形式,如唐釋道宣在《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序》中說:“圖傳顯于時心,鈔疏開于有識。或注或解,引用寄于前經;時抑時揚,專門在于成務。”道宣所說之“圖傳”,即是以圖畫配合講說以宣揚佛教教義,是與“疏鈔”對舉而言的。并且前者是應俗的,而后者是開啟“有識”之士的。

  就現存的變文卷子來講,在內容上,既有講世俗故事的又有講佛教故事的;在形式上,變文包含了文體不同的故事卷子,就是說,被稱作變文的文本不一定就運用講唱的方式來進行宣揚。如敦煌文書P.3645卷子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文本,它通卷是用白話來講述的,卷首題“前漢劉家太子傳”,卷尾卻標以“劉家太子變一卷”,對這個卷子,前賢們往往以“文體與變文不同”來處理,實際上就等于把它排除在變文之外,是不太妥當的。“變”是佛教傳入中土后對佛教故事的一種特稱,是指其內容為“神變”而言的,不論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宣揚講述,講述的這種故事都可以稱作“變”。據晉人謝敷在《安般守意經序》中所言,安世高傳教的時代,就已經“表神變”與“演道教”并行。顯然,當時的“表神變”并沒有運用講唱的方式,僅僅是一般的講述佛教故事。因而,“變”這一名稱既然在漢代已經產生,那么,其含義與宣揚方法就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今天我們見到的典型的變文——即以講唱方式宣揚的變文,是在因緣文的影響下產生的。

  當然,僅僅有講故事的傳統,還不足以成就因緣文、變文、寶卷成為一種宣揚思想和教化眾生的重要手段。講唱技藝與故事內容的完美配合,才是此類古代民間文學瑰寶生命力不衰的秘訣。

  寶卷類說唱文學的歌詠傳統,是由對佛經的唱導和轉讀發展而來的。這兩種聲樂技藝的應用,才是成就其文學特色的關鍵所在。

  唱導的出現,與因緣文有著密切的聯系。《高僧傳·唱導論》云:“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采,非博則語無依據。”按《高僧傳》的說法,唱導起初僅僅是用來宣唱佛名的,后來發展到用來說法。如現藏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敦煌卷子《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開篇即云:“凡因講論,法師便似樂官一般,每事須有調置曲詞。”此處講因緣者便稱法師,并且言其要像樂官一樣調置曲詞,可見唱導這種講因緣故事的方式是聲情并茂的。

  轉讀是讀經文的一種技藝,其方法,就是當用漢語諷誦經文時,在漢語單音節后加以各種梵語發音,以解決漢語與梵音之間不和諧的矛盾,以發揚梵音的悠揚韻味。當然這種轉讀起初是顧不了文句的連貫的,是就漢文譯本“或破句以合聲,或分文以足韻”。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經文翻譯已基本固定成四言句的格式,自然轉讀時不可能再破句或連句。《高僧傳》卷13曰:“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音。”既然轉讀與梵音有關,那么它的操作就是相當專門化的。轉讀至遲在曹魏時就已經應用于誦讀經文,至宋齊之間就已經相當成熟,它其實就是一種對經文的優美唱讀。在唐代聲樂文學中,“轉”即“囀”。羅隱《春旦》:“衛娘清轉遏云歌。”張祜《歌》:“不知新弟子,誰解囀喉經。”皆其證也。

  佛教的義學講經制度,源于傳統的儒家講經,即由都講、講師合作講說。都講讀一段經文之后,講師就進行講說,如此循環交替進行。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佛教義學講經中的都講,是用轉讀這種特殊的方法讀經的。在當時,這樣專門以轉讀為業的僧人稱作經師,他們轉讀時,“梵響干云,有乖窮聲韻”,往往“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正是由于轉讀這種使“道俗傾心”的悠揚韻調,才使經師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也使轉讀漸漸獨立了出來,成為一種化俗的手段。

  敦煌文獻中的講經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它不但以一種優美的歌詠形式讀經文,而且其解說也已經是由唱導僧將經文大意用中華韻文唱出來。事實上,唱導僧作為經文的解說者,既要以韻語唱經文大義,還要用散文表白對經師轉讀的經文進行解說。要而言之,講經文的講說是以轉讀、表白、唱導這樣一個順序遞相進行的,羅振玉《敦煌零拾》所載《文殊問疾第一卷》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文本。

  轉讀和唱導是變文、寶卷類講唱文學得以產生的講唱技藝基礎,而魏晉時期是此兩種佛教化俗宣揚方式形成與發展的重要階段。梁釋慧皎在《高僧傳·唱導論》中談及該書類目時說:“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卻尋經道(導)二技,雖于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慧皎《高僧傳》共分十例,為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只有后二科是他所認為的悟俗末技。這也是當時佛教界的普遍看法,所謂經師是以轉讀為業者,唱導是以宣唱為業,二者雖同為悟俗之技,但其淵源關系、宣揚方式是不一樣的。當時以經義研討為主的義學僧人對這些化俗的技藝頗有異議。從慧皎的記載來看,他之所以將前代草創高僧的八科增益為十科,也正說明佛教經過魏晉的發展,已經由前期譯經階段走向了宣揚普及階段,開始重視“悟俗”的宣教方式。魏晉時期以經論為主的翻譯、研討經典的風氣開始發生變化,那么,變文、講經文等化俗文本的完全形成與成熟,應當是在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也正是后世的寶卷之所以產生并壯大的重要積淀時段。

  綜上所述,因緣文至遲在兩晉之際就從義學講經的“正序因緣”中分化了出來,運用唱導這一宣唱方式進行化俗;變是中國僧人對佛教故事的一種特稱,約在東晉末年受因緣文的影響而成為一種以唱導為主的說唱文體。轉讀早期主要應用在義學僧人的講經中,而唱導則主要用來講因緣。到齊梁之際,寺院的講經文將轉讀與唱導結合了起來,以成熟的講唱方式迅速突破佛經講說的寺院范圍,在唐代中葉形成了講說佛教故事和世俗故事、宣揚教化的講唱文學樣式變文。在此基礎上,內容豐富、風格多樣的寶卷方得以大量產生。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尚永琪 工作單位: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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