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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反全球化”現象透析
2019年07月23日 09:47 來源:《現代國際關系》2017年第1期 作者:劉明禮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近期,美歐等西方國家的“反全球化”動向日益突出,表現在拒絕外來移民、要回國家主權、壓制新興國家等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內部貧富分化加劇以及外來競爭壓力。由于資本逐利本性和技術進步前景不會改變,“反全球化”不會逆轉全球化潮流,但可能促全球化進入“盤整期”,短期看速度會有所放緩,中長期看可能更多體現“公平因素”。透過“反全球化”現象還可看出,全球化和世界經濟要平穩健康發展,還需要在深層次上討論和解決國際經濟秩序變革、國家發展模式選擇等問題。

  關鍵詞:反全球化/貧富分化/西方國家

    作者簡介:劉明禮,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歐洲經濟,歐洲對外經濟關系,國際經濟關系等問題。

 

  歐美等西方國家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推動者和受益者,但近來卻表現出強烈的“反全球化”動向。本文試圖在認識西方國家“反全球化”這一現象的基礎上,分析其對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影響,以及這一問題折射出的世界經濟要健康發展需要解決的現實難題。

  一、“反全球化”及其最新發展

  關于全球化這一概念,學界并沒有公認的統一定義,一般可以理解為經濟活動不再限于國家內部,而是跨越國界和地區限制,以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等形式,形成一個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系的全球性有機整體。①全球化進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以追溯至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后,人類活動跨越國家和地區界限,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全方位的溝通、聯系和相互影響;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盛行,全球化高速發展。②不論從哪個階段來看,西方國家都是全球化進程的主導者。

  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現象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最早出現在20世紀末。1999年11月30日,世界貿易組織(WTO)西雅圖會議遭到各種團體聯合組織的大規模抗議,此后每有世界性重大國際會議或活動,“反全球化”團體便組織抗議示威。就像全球化一樣,對于何為“反全球化”,學界也沒能形成明確的定義。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反全球化”既不是成型的理論體系,也不是統一的社會思潮,只能稱之為一種運動。③“反全球化”運動的主體多種多樣,表達的訴求“五花八門”,其共同點是反對全球化進程中的某一方面,如綠色環保組織反對破壞環境、勞工組織呼吁提高工人待遇、婦女團體主張維護婦女權利等等,為方便起見,將其籠統地稱為“反全球化”。由于“反全球化”主體和目標的多元性,雖然有時舉行的示威活動吸引了媒體和國際社會的注意,但“情緒反應多于理性思考”,只是把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簡單地歸結在全球化頭上,沒有發展成為構建未來世界的建設性力量。④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情況看,“反全球化”對西方國家的政府決策和全球化進程影響有限,多數情況表現為國際會議主辦方對安保問題更為關注。

  但與此前不同,當前西方國家的“反全球化”浪潮來勢洶涌,并已經開始影響國家重大決策。一定程度看,美歐已從全球化的“始作俑者”變為“反對派”,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拒絕外來移民。人員流動是全球化的重要部分,甚至被認為是全球化的第三波浪潮,⑤但現在卻成為西方國家的抵制目標。英國在2016年6月23日舉行的公投中選擇脫歐,最直接原因是民眾對外來移民的“恐懼”。贏得2016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不僅主張限制移民,更放言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墻、禁止穆斯林入境。⑥在法國、德國、奧地利、波蘭等歐洲大陸國家,主張排外的極端政黨均加速“崛起”。⑦其二,“要回”國家主權。全球化意味著國家減少與外部經濟往來的限制,或者把這種限制權交給國際組織,也可以理解為國家放棄部分主權。但當前的跡象卻顯示,發達國家要“收回”在全球化進程中“失去”的主權。英國公投脫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眾不滿本國的經濟管理權交給歐盟機構,不愿意繼續接受歐盟各種規定的“管轄”,而是要按照自己的國家意志和利益做決策。特朗普更是反對區域一體化協議,勝選后即宣布將廢除“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修改已經生效多年的“北美自貿協定”(NAFTA),甚至威脅退出WTO。美歐由于各自內部壓力,在“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談判中都很難讓步,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坦誠TTIP“已經失敗”。⑧美歐整體情況看,許多國家領導人支持全球化的立場都在退縮,轉而走向“國家主義”。⑨其三,“壓制”新興國家。發達國家視新興經濟體為全球化的“搭便車者”、“不公平競爭者”。特朗普主張對中國、墨西哥等國的貨物征收懲罰性關稅。歐盟2016年6月發表的《對華新戰略要素》,公開指責中國新近立法與市場開放、公平競爭相悖,并認為中國產能過剩對歐洲經濟形成沖擊。⑩總之,全球化在美歐民眾中的形象不斷下降,甚至變成了一個“臟”字。(11)在“反全球化”浪潮沖擊下,發達國家的對外政策備受壓力,以至于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認為,區分政黨的標志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左或右,而是開放還是保守,如歡迎移民還是拒之門外、開放貿易還是保護國內產業、支持文化交流還是進行文化保護。(12)

  西方國家過去一直是全球化的主導者,如今卻成為阻礙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其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治理不力,經濟和社會困境日益凸出,民眾抵制情緒滋生。從內部看,國內貧富分化日益拉大,這是西方國家“反全球化”的最根本原因。美國皮尤中心數據顯示,美國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顯著變化,被視為橄欖型社會“穩定器”的中產階層比重降低,窮人和富人的比重都在上升。統計顯示,20世紀70年代,美國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比重達60%,到2001年已經降至54%,2015年進一步降至不到50%。(13)同時中高收入(包括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包括低收入)群體比重,2015年分別上升至21%和29%。貧富分化也是英國脫歐的重要原因,很多中下層希望借公投給國家帶來改變,進而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14)關注貧窮問題的國際組織樂施會2016年9月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英國最富有的1%人口(約63萬人)占有的財富,是最貧窮的20%人口(約1300萬人)財富總和的20倍,如政府不及時采取有力措施,2030年前將有40萬家庭陷入貧困。(15)法國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研究顯示,貧富分化與全球化確實高度相關。全球化導致競爭加劇,刺激了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生產地點轉移,發達國家對傳統產業工人的需求日漸萎縮,尤其低技能勞動力的價值降低,其處境難免惡化。(16)如果這種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的全球化進程持續,社會底層很難看到扭轉命運的希望,其“反全球化”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從外部看,競爭壓力不斷加劇。全球化為西方國家發起和主導,但它們不能完全掌控這一進程。新興國家在全球化中“崛起”讓發達國家“始料不及”,也確實帶來了競爭壓力。尤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歐盟經濟陷入持續疲軟,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難下、成員國間矛盾突出。美國復蘇速度雖相對快,失業率也降到5%以下,但很多人從高收入崗位下滑到了低收入崗位,(17)“草根”處境并未改善。而一些新興國家不再限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不斷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差距持續縮小。英國商品貿易赤字占GDP比重在20世紀下半期基本保持在1%,但2000年以后迅速擴大,目前升至7%。《經濟學家》雜志認為,“這和中國入世有很大關系”。(18)再加上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盛行,來自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壓力又被進一步放大,甚至被一些政治力量所利用,成為拉選票的工具,這在公投、選舉等政治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除了來自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壓力,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發達國家間的經濟矛盾也日益突出,這其中包括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矛盾、英國與歐元區之間的矛盾乃至歐元區國家間的矛盾等等,這些都是導致英國脫歐、TPP可能被廢除、TTIP難以達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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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明禮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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