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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羅立彬、陳少峰、黃永林:推動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
2019年07月22日 14: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丁賀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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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網訊(記者丁賀)近年來,我國對外文化貿易增長迅速,貿易結構持續優化,文化貿易市場有序健康發展。推動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對于促進我國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文化合作與競爭、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軟實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日,圍繞文化貿易發展這一話題,記者采訪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經濟學院副院長羅立彬,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華中師范大學原副校長、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黃永林。

  中國社會科學網:近年來,我國文化貿易發展有何特點,背后有哪些影響因素?

  羅立彬:根據商務部公布的近兩年文化貿易相關數據看,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文化服務貿易增長速度顯著高于文化產品貿易。2018年文化服務進出口同比增長約17.8%,文化產品進出口同比增長約5.4%。而在文化服務進出口中,出口增速超過進口,增速分別為約18.2%和17.7%。這種現象既與中國經濟進入服務經濟階段相一致,也與網絡與數字時代服務可貿易性提升的特征相一致,同時也說明,中國文化服務出口正在逐漸形成競爭力。中華文化內涵比較豐富的文化產品部分以及處于核心層的文化服務部分出口的增長率高于平均水平,說明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正在支撐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同時也與國家為了大力發展對外文化貿易而出臺的各項政策有關。

  陳少峰:當前,我國文化產品貿易在出口中仍占據主要份額,文化服務出口比重較小。近年來,我國廣播影視、游戲等行業對外貿易發展勢頭強勁,但總體占比偏低,貿易結構有待優化。同時,我國也亟須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文化品牌。

  黃永林:首先,近十年中國文化產品進出口成績顯著,增幅較大,增速較快。其次,2018年中國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持續增長,但增速減緩,進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最后,從2018年分企業性質中國文化產品進口額和出口額來看,出口額中集體、私營及其他企業貢獻最大,進口額中外資企業進口占比最高。總體來看,近些年來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尤其是共建“一帶一路”的推進,相關國家和地區文化產品進出口增速較快,占比不斷加大。

  中國社會科學網: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不斷加深,這將為我國文化貿易帶來哪些機遇?

  羅立彬:中國互聯網領域的迅速發展,使得中國文化市場迅速擴大,這特別有利于為中國文化貿易出口提供一個有利的“本地市場基礎”。

  互聯網使得我國國內文化市場占全球的比重提高。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中國在文化娛樂方面的數字化程度明顯高于歐美且冠于全球。比如,我國音樂市場規模在全球的排名從2015年的第14位提高到2018年的第7位,三年時間提升了7個位次。其中,基于互聯網的數字音樂市場發揮了巨大作用。我國數字音樂市場規模占整個音樂市場的比重是75%左右,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5個百分點。一方面,這使得面向全球市場的國際性的互聯網平臺無法再忽視中國市場,而必須要引入中國觀眾偏好的中國文化產品。比如,全球最大的流媒體網站網飛已經至少引進8部中國國產影視劇的海外版權,面向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的觀眾觀看。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場為中國發揮“本地市場效應”提供了更為有利的基礎;一些文化產品領域更有可能在服務國內大市場的過程中形成國際競爭力。

  在某些領域,互聯網帶來的文化市場“增量”甚至產生類似“增量改革”的效果:改變了產業競爭格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更好的決定性作用。比如,民營視頻網站的出現提高了中國電視劇的競爭性和對外開放程度,使中國的網劇從一開始就面臨國際競爭,并在短短幾年內就形成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

  網絡與數字時代的來臨,也使得更多文化產品具備了“規模經濟效應”更加明顯的性質,使得中國在培育國際競爭力的過程中可以在更大領域發揮國內大市場巨大“溢出”優勢。比如,博物館和文化遺產等領域,原來的規模經濟效應絕對沒有網絡與數字時代強。在網絡與數字時代,博物館可以數字化,在網絡上供無數觀眾同時觀看,這在非網絡時代是不可能的。我們國內人口數量多,可以支撐更大投入來推進博物館數字化,提高其數字化的質量,進而“溢出”到國外形成國際影響力。

  黃永林:當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不斷蔓延,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明顯上升,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等方面面臨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我國文化貿易面臨的風險和難度更大,因此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文化產業深度融合,實現文化產業鏈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不斷增強核心競爭力。

  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情形下,數字經濟被視為推動經濟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的加速器和撬動經濟發展的新杠桿。當前,世界經濟加速向以網絡信息技術產業為重要內容的經濟活動轉變,大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數字經濟已成為創新經濟、開放經濟和代表未來的新經濟。加快傳統文化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拓展數字產業發展新空間,有利于培養文化產業發展新動能。

  未來要進一步推動人工智能和文化產業深度融合,培育智能產品;突破核心技術;深化發展智能制造,鼓勵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在文化產業及相關領域的探索應用;構建支撐體系,完善人工智能發展環境。

  中國社會科學網:如何創新文化貿易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推動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提升文化軟實力?

  羅立彬:首先,應完善文化產業商業授權機制,這樣可以使得一些無形的體驗類的文化服務突破發展瓶頸,延伸到有形文化產品中,并形成相互促進的作用。比如,美國電影收入有70%來自于衍生品,只有30%來自于票房,而中國電影收入90%以上來自于票房。衍生品授權可使電影獲得新收入,支撐更大規模投資來提升競爭力。這需要發展文化形象授權經營,對相關知識產權進行有效保護。成熟的商業授權機制,既可發展壯大文化服務業,也可以通過制造業產品來更好傳播中國文化。

  其次,應更加充分地利用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細化的機遇,發揮中國本土大市場與特色文化的優勢,發揮“本地市場效應”,整合全球優質資源“講好中國故事”,并通過服務中國市場來形成國際競爭力。

  最后,要培育對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文化產品的偏好。文化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只有具備對于中國文化以及文化產品的偏好,國內大市場才會對中國文化貿易出口發揮重要作用,而文化偏好是需要培育的。美國好萊塢影視巨頭在20世紀90年代就曾經采用“搭售”的方式,將大量美國影視劇免費提供給國際觀眾,培育人們對美國影視劇的偏好,文化產品“極低的邊際成本”的特征使得這樣做成為可能。英語國際傳播對于英語文化產品的傳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過適當形式培育國外對于中國文化以及文化產品的偏好。比如,提供適當補貼鼓勵視頻網站購買國外市場的版權,甚至幫助中國視頻網站進行國際化的宣傳和推廣,讓國外觀眾有更多渠道收看到中國的影視文化作品,達到培育國外市場對中國影視作品的偏好,甚至進而形成“消費資本”。另外,也要加強國內觀眾對于中國文化產品偏好,這有利于使中國文化產品可以在服務國內大市場的同時“溢出”到國際市場,這是中國發展本地大市場產生文化傳播優勢的一個重要條件。

  陳少峰:目前,需要加強針對未來的具有可持續性的產品開發。文化服務貿易很大程度上與知識產權有關。知識產權的價值必須具備可持續性。文化企業對于文化產品的定位比較急功近利,缺乏具有國際知名度的產品類型和品牌。需要努力打造“華流”,不能僅僅依靠政策支持推動文化貿易發展,而是需要更多從市場和消費者角度出發,尊重市場規律,避免急功近利,努力打造具有可持續性的品牌化產品。

  黃永林:一是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堅持走國際化發展之路,把握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新特點,更加重視通過擴大開放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積極探索國際合作新模式,推動我國文化產品進出口持續穩步增長。二是要重視我國文化產品進出口之間巨大差額和文化產品結構不合理問題,逐步加大文化產品進口力度,增強中國文化核心產品的競爭力,擴大核心產品出口規模,逐步實現文化產品出口由低端向高端躍升。三是進一步發揮“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文化產品進出口重要作用,在加大核心文化產品出口力度的同時,努力擴大進口規模,減少進出口差額。四是要充分發揮我國國有企業在文化產品進出口中的重要作用,增強其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擴大文化產品進出口規模。五是在保持和提高現有主要國家和地區文化產品進出口規模和增速的同時,要大力發展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產品貿易,在更大范圍內做增量、提規模、上速度。努力降低對主要國家的依存度,減少國際市場變化的風險。六是要維護本國文化特色和文化利益,抵制外來文化霸權,講好中國故事,努力傳播中國文化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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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丁賀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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