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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艱辛探索 良渚文化標識中華五千年
2019年07月22日 10:3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齊澤垚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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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中國“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國內外專家學者對中國“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予以高度評價,認為良渚古城遺址證明了中國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以前,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明位于江蘇南部、上海和浙江北部一帶,距今約5200—4500年,遺址最重要的發現是良渚古城及城墻外圍的良渚水壩水利工程。良渚文化自20世紀30年代由施昕更先生率先在浙江余杭良渚發現并公諸于世,到今日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前后延續80多年時間。一代代考古學人孜孜以求、上下探索,科學深入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對于揭示良渚文化遺產的面貌、內涵和演變過程,進而提煉出符合世界遺產標準的“突出普遍價值”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80年艱辛探索 良渚文化橫空出世

  中國史前文明如滿天星斗,星月同輝,各區域文明交流互鑒,共同推動了古老中華文明的產生發展。依據蘇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良渚文化屬于考古學文化六大區系中的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區系。1936年5月,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參與杭州古蕩遺址發掘時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器物與杭縣良渚鎮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發掘結束后即回良渚搜集器物,并進行比對研究。后經過多次調查,施昕更又發現同類型遺址12處,并對棋盤墳等6個地點進行了試掘,獲得許多黑陶和石器。《杭縣第二區遠古文化遺址試掘簡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等成果先后刊發,引起學界廣泛關注。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考古學事業步入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長江流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逐步建立,學界逐漸認識到長江流域考古學文化與海岱龍山文化屬于不同的文化類型,應該加以區別,以利于開展更加科學深入的研究。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此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等考古機構先后發現草鞋山遺址、反山遺址、瑤山遺址、莫角山遺址等良渚文化遺址。1992—1993年,莫角山中心遺址的發掘,為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的確立提供了關鍵證據。良渚文化內的遺址數量不斷增多,規模宏大的建筑遺存、高等級的王級墓葬、大量形制特殊的精美玉器等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使得“良渚遺址群”的概念逐步為學界認同。2006—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現良渚古城城墻,古城長1800米,寬1500米,是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2007年以后,考古人員以古城考古為核心,工作重點放在厘清古城內外功能布局與發展過程,并在古城外圍發現了規模宏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良渚水壩。通過考古人員的艱辛努力,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考古發現逐漸呈現于世人面前,良渚文化的整體面貌日益清晰。

  多視角審視 良渚文化博大精深

  良渚文明是東方早期文明的重要代表,傳承和培育了眾多的東方文化基因。從世界范圍內審視,良渚文化是可以和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相媲美的文明形態。考古學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審視良渚文化,產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學術成果,使得良渚文化的內涵逐步豐滿。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崇尚玉器的民族,新石器時代是我國玉器發展的關鍵時期,眾多最初接觸良渚文化的人,多被其精美的玉器所吸引。禮儀性的玉琮、玉鉞、玉璧、玉錐、玉柱等,一般玉雕件如鳥、龜、蟬等都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顧冬紅、董俊卿等指出,玉器代表著良渚文化時期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尤其是玉禮器,成為財富、身份、地位的象征,玉器隨葬數量、種類和質量的顯著差異,結合其對應的墓葬規模和位置,充分說明了良渚時期社會階層分化明顯、貧富分化嚴重和私有制的產生,凌駕于權利之上的特權階級已經出現,折射出良渚文化在中華文明進程中已進入關鍵時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員認為,玉器造就了良渚文化的輝煌,也維系了良渚社會原始宗教信仰的認同性或一致性。

  良渚古城的發現,讓世人感到震驚。良渚遺址核心區的上封閉的土石圈形遺址在用料、結構、施工方法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考古人員由此判斷其為良渚古城的城墻。通過進一步考古工作發現,城墻有門,城內有“工”字形水利系統,與城外水系相連接。城內分布有宮殿區、建筑基址和王、貴族墓地,城外有居住基址。良渚古城體量巨大,有人估計,古城內部常住生活人口不低于2萬人,這些人不參加直接的農業生產活動,主要從事社會管理。良渚古城外的大型水壩等水利設施的修建也需要役使大量的人口參與,這需要農業生產的發達,生產力必須要達到有相當的人群可以直接脫離農業生產的高度,才可以完成如此規模龐大的建設工程。

  越來越多的考古發掘及研究成果表明,良渚文化的發達離不開當地高度發達的稻作農業生產。換言之,稻作農業高度發達是良渚文明走向輝煌的經濟基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云飛基于考古遺址的植物遺存和稻作農耕遺跡調查和發掘成果,對新石器時代晚期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生業形態和稻作農耕進行了綜合研究,勾勒出良渚稻作農業文化體系的生業形態特點:稻米生產發達, 瓜、果、蔬菜等種植業結構完備,采集食物作為補充。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加速了社會分工和復雜進程化,增強開展大型工程建設的能力,為文明社會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研究員認為,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終于取代采集狩獵成為社會經濟的主體,良渚文化不僅是稻作農業社會建立的標志,也是中華文明起始的象征。總之,發達的稻作農業生產系統,越來越細化的社會分工,明確的城鄉差別,高效的社會組織管理能力,都表明良渚文化已經進入文明社會階段。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指出,各項發現皆明確指向了良渚古城內存在一個強制性的公共權力,也即良渚的國家性質;經過人為精心規劃設計的良渚古城,在建設過程中完成了宗教信仰的神格化,用以凝聚和管理良渚社會;整個良渚社會確實存在一個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中央”聯系各“地方”中心的網絡結構。大量考古發現顯示,良渚作為一個國家已經具備了可以討論其形態的成熟條件。

  成功申遺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昭示世界

  泱泱中華史,上下五千年,已經深入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內心,成為我國民眾重要的文化認同。然而,長期以來西方學者認為商代以前的歷史并不可信,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更無從談起。要想打破西方社會對于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認定的偏見,只有通過現代考古學的科學手段,將深埋于地下的歷史重新呈現在世人面前才可以回應西方學界的質疑。在科學考古發掘研究的基礎上,將相應的文化遺產項目申報世界遺產將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宣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在良渚文化遺址申遺的過程中,我國根據最新考古成果,將良渚文化遺址劃定了14.3 平方千米的包括城址、水利系統和瑤山在內的申遺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研究員撰文透露,基于城址、外圍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玉器這四個基本價值要素,認為良渚符合《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的標準ⅲ(“能為延續至今或業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和標準ⅳ(“是一種建筑、建筑或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人類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認為,良渚是非常特別的,從它外圍的水利系統到城中心的宮殿區,再到外圍的城墻,以及城市早期的發展布局到晚期發展布局的變化,都顯示出高度的復雜性。良渚遺址的發現對世界上長久以來業已形成的關于早期文明、早期國家和早期復雜社會的傳統觀念提出了質疑和反思。

  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向全世界昭示,中華文明五千年有確實可信的證據,這極大增強了中華兒女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文化自信。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談到,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良渚古城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對中華5000多年文明是標志性事件,不僅為祖國華誕獻上賀禮,而且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值得所有中國人慶賀;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高大倫指出,(良渚古城)遺址獲批,說明這一發現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國際遺產組織的認可。當一些學者還在為夏遺存在哪里爭論不休時,考古新發現的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直接跨過夏代,呈現給我們一個個5000—4000年前,東西南北都有分布和聯系的燦爛輝煌的古文明遺址,這是何等令人高興的事;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實際上良渚文明只是當時5000多年區域文明的一個代表,只不過它確實到了4800——4600年左右的時候達到了一個非常輝煌的程度。而且在那個時期,長江中游、遼河流域、黃河中游、黃河下游,都有區域性的文明,所以這是一個多元文明百花齊放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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