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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助推文藝創作邁向高峰
2019年07月23日 10:4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周鋒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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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新中國成立70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創作出一批又一批膾炙人口的優秀文藝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經典藝術形象。”文藝事業的發展弘揚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為實現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在新時代,文藝應在反映現實的基礎上,繼續發揮歌頌光明、抒發理想、引導道德、鼓舞人民前進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作為文學創作方法之兩翼,從來是密切相關的。我們應當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深刻理解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基礎,在文藝創作中更好地實現兩者的結合,助推文藝創作邁向高峰。

  第一,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體現辯證法精神。1939年,毛澤東同志在寫給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題詞中就將二者相提并論:“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馮雪峰在寫畢于1946年的《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中提出,革命現實主義是“包含著革命的浪漫主義”的,他認為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文藝,從“五四”一開始,就以革命的現實主義和反抗的浪漫主義為主潮,魯迅“也體驗著將反抗的浪漫主義統一到革命的現實主義中來的過程”。1958年,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詩歌發展方向問題的談話中提出“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后來被表述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兩結合”創作方法。郭沫若、周揚、茅盾、賀敬之、臧克家等文藝界人士紛紛著文響應。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其所寫的《夜讀偶記》中,認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為創作方法都不是以純粹的形式出現的,在偉大的作家那里,兩者往往是同時并存的。

  關于“兩結合”的創作方法,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和《實踐論》為我們提供了理論基礎。在《矛盾論》中,他提出了一切矛盾著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對立統一規律;在《實踐論》中,他提出了感性和理性二者性質不同,卻可以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的觀點。這從哲學層面上看至少體現了兩個尺度:一是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相互轉化;二是形式與內容的相互轉化。因此,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可以理解為:現實主義就是向現實主義轉化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就是向浪漫主義轉化的現實主義。毛澤東同志要求的辯證法不是在思維中,而是在現實的實踐中發展著。感性和理性的關系是解決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問題的關鍵一環,也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哲學基礎。《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基點:由于感性和理性的相互聯結、轉化在實踐活動中能成立,認識與實踐的互動也就有了內在關聯的通道。由此,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也就有了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基礎。

  第二,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體現了“美學的歷史的”標準。恩格斯在分析歌德的世界觀和創作時提出用“美學的和歷史的觀點”來評價作家作品。這與他把文藝的本質理解為審美本質和社會本質的辯證統一有關。這一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原則,后來成為馬克思恩格斯衡量現實主義“典型”的重要標準之一。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最終要落實到對文藝創作過程中主觀與客觀、主體性與客體性以及“典型”等問題的探討上。所謂人的主體性,即馬克思所說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是主體(典型人物)和客體(典型環境)雙方發生對象性關系并產生“力”的交互轉化作用的審美性情感體驗。胡風認為,創作主體需要在客觀對象的“活的表現”中熔鑄自己的思想情感,而客觀對象也會以其真實性來影響作家的認識。這個“相克相生”的動態過程的結果就是新的藝術世界的誕生,作家的思想力、感受力等是促成這一過程深入進行的動力。馮雪峰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中關于“主觀力”和“人民力”互相轉化結合的認識值得重視。他認為“人民力”和“主觀力”都是動態的、發展的、互相起作用的,并從斗爭實踐的意義上去解釋文藝創作主客觀的結合。作為對文學創作方法的體認,他們的理論體現為一種以事物的矛盾法則為依據的、具體與抽象交互轉化的實踐活動的辯證法,為我們立足文學創作探索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提供了有價值的參照。但由于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對“實踐”等的理解帶有概念化色彩,往往把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混同起來,忽視了對文學審美機制的研究,即從具體的文學創作本身出發來研究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轉化的內部機制。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之間的復雜關系,一直是文學研究的重要命題之一。茅盾在《夜讀偶記》中談到了“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的矛盾”問題,稱之為“二元論”,他發現“作家在作品中的表現,常常會是‘二元論’”。這啟示我們,文學創作應立足于廣闊的社會生活,而這只有通過真正意義的“實踐”,即深入到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活”的內部來實現。以毛澤東同志寫于1954年的《浪淘沙·北戴河》為例,這首詞深情地描寫了“白浪滔天”中出沒在風波里的小小的“打魚船”,它是中華民族風雨兼程、永不停頓的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歷史實踐的寫照,正是因為有了這種不畏艱險、開拓進取的精神,才開辟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時代。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體現了“美學的歷史的”藝術標準。馬克思把“歷史的”與“美學的”兩個維度統一起來,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在他看來,進步是一個辯證的、歷史的過程,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技術的進步,它同時意味著如何建設一個更美好、更符合人性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一種新的審美形象、趣味可以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從而對未來社會的發展產生出一種新的夢想和期望。例如,文學作品中那些無論受到什么樣的壓力都拼搏的平凡勞動者形象,他們身上所蘊含的人性溫暖與力量,作為一種融匯了社會歷史文化的積極的、建設性的人民大眾新精神、新情感的審美體現,將成為激勵民族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這也是我們今天探索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創造典型形象的價值。

  第三,以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內在結合推動文藝創作。所謂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內在結合,其根本在于實踐。因為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完成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辯證統一和內在轉化。我們一再強調現實主義文學在寫真實的同時要灌注理想性的精神力量,我們更應看到理想性是經由實踐從現實性轉化而來。同時,這種理想性又必然會轉化為一種現實的力量,這是現實主義精神之所在,也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嚴肅性之所在。

  在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探索視域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其中應特別注重文學創作規律本身。一些文藝理論家往往單純從作家世界觀的角度對此進行研究,忽視對具體的文學創作展開精細剖析,甚至以世界觀等一般認識論原則取代文論話語的本體性建構。文藝創作者在創作中將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并塑造典型形象的時候,要把握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尤其要從(歷史)內容與(審美)形式的轉化等創作內部機制入手作具體深入的探究。因為一種新的審美趣味往往代表著一種新的人生意義,審美形式本身也包含著某種人生價值的思考。由此,文藝創作者既要充分認識和體驗到典型人物應具有現實生活基礎,以大量具有真切生活邏輯的現實生活細節作為支撐,按照生活本來的面目反映世界;又要寫出作家對生活的認識,把對世界的總體性理解特別是人民體現出來的新的精神風貌熔鑄到作品中,并通過一種更統一的、更清新的藝術形式呈現人民大眾的新的生命和精神。

  總之,一個作家只有真正深入到現實的土壤中去發現和創造,對現實作歷史的、審美的把握,才能完成體現歷史進步的更高意義的價值建構。也只有這樣去觀照現實生活,才能在發現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堅守光明和美善,寫出時代要求的美好和希望,為偉大的時代賦予夢想的力量和奮斗的激情,這或許是我們探索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作者單位:浙江樹人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周鋒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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