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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縮影與標志
2019年07月23日 08:52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劉進寶 字號

內容摘要:總結百余年的中國敦煌學史,無法繞開的一個機構或話題就是敦煌研究院。不論是民國時期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是抗戰時期西北開發熱潮的產物。1937年后,隨著日本侵略者的逐漸緊逼、國民政府重心的西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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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百余年的中國敦煌學史,無法繞開的一個機構或話題就是敦煌研究院。不論是民國時期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乃至改革開放后的敦煌研究院,雖然名稱在不斷變化,但其一直是我國敦煌石窟保護和研究的最大實體單位,也是國內外敦煌學研究的重鎮。

  一、研究所(院)的成立、發展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

  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是抗戰時期西北開發熱潮的產物。1937年后,隨著日本侵略者的逐漸緊逼、國民政府重心的西移,以蘭州為中心的西北成了抗戰大后方,引起各方關注。開發西北、建設西北成為時人關心的新課題。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許多政府要員不斷赴西北考察,由政府有關部門或學術機構組成的各種考察團也紛紛開赴西北。

  當西北成了經濟建設的后方時,敦煌文化更為大眾關注與認可。如朱家驊視察西北后,于1941年作了《西北觀感》《到西北去》《西北經濟建設之我見》等演講,指出敦煌“是我民族文化的至寶,應妥為保存和不斷研究”。

  經各方努力,敦煌藝術研究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1950年8月,文化部正式接管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

  改革開放后,隨著“科學的春天”到來,敦煌文物研究所獲得了長足發展。由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說法一度流傳,促使“敦煌人”奮發鉆研,取得了一系列高質量學術成果。伴隨著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成立,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礎上,敦煌研究院宣告成立。

  二、敦煌研究院對石窟進行了有效的保護管理,研究整理成果豐碩

  以守護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為中心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其許多工作是無法替代的。

  石窟的保護管理。敦煌學是一門國際顯學,敦煌研究院作為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機構,其主要任務是保護。敦煌研究院建立后,第一批就成立了保護、考古、美術和文獻研究所。從20世紀40年代的修圍墻、清積沙到60年代的莫高窟崖面維修和加固,再到80年代的北區修建防洪大堤,都是搶救性的保護工程。

  改革開放以來,赴莫高窟旅游人數激增,旅游收入與洞窟保護之間出現矛盾,如何更科學地保護敦煌石窟,就成了研究院面臨的迫切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敦煌研究院通過先進的理念和現代科學技術對壁畫的病害進行修復治理,提出“多學科綜合性保護”和“主動的預防性保護”設想。由樊錦詩發起并組織起草的《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由甘肅省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后,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從而使莫高窟的保護工作進入了法制化軌道。隨后,敦煌研究院又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2006—2025)》,并建設陳列館,控制進窟參觀人數。采取數字化展示與實體洞窟參觀相結合的全新參觀模式,將敦煌石窟的保護、文物的管理與敦煌學研究、旅游開發等有機結合,實現了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雙贏。

  石窟藝術資料的整理、研究。敦煌研究院在做好石窟保護工作的同時,一直重視石窟資料的整理和研究。研究院管理、研究人員大部分長年就住在莫高窟,這既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又有了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敦煌石窟內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就是長期堅守在莫高窟的“敦煌人”多年積累的成果。

  早在1922年,敦煌官廳就對莫高窟做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編寫了簡明的《敦煌千佛洞、安西萬佛峽、安西千佛洞官廳調查表》。20世紀40年代初,張大千、謝稚柳、史巖、李浴等分別從不同角度按窟形、塑像、壁畫、供養人題記等對洞窟進行了著錄。在長期的壁畫臨摹和石窟考古、藝術研究中,加深了對石窟內容的認識。1962年,歐陽琳、萬庚育、李其瓊、霍熙亮、孫儒僩等對石窟內容進行調查,對壁畫內容的認識更加深入。1964年起,由史葦湘負責,對洞窟內容作了全面復查,改正了一些錯誤,著錄了全部的492個洞窟。1982年,在史葦湘的指導下,蔡偉堂將原來的卡片、表格式內容整理成書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由于著錄的洞窟齊全,內容完整,定名、斷代比較合理,該書出版后就成了敦煌學研究者的案頭必備工具書。1991—1993年,王惠民又對全書作了校對,增加了敦煌西千佛洞、東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肅北五個廟的內容總錄,將書名改為《敦煌石窟內容總錄》。

  《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是研究院兩代學人多年勞動的結晶。史巖對洞窟中的供養人題記進行了輯錄整理,于1947年出版了《敦煌石室畫像題識》。20世紀50年代,王去非、史葦湘、萬庚育進行了增補訂正,并匯集了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中的資料,還收錄了向達、勞幹等學者的筆錄。70年代末,賀世哲、孫修身、劉玉權、歐陽琳等再次作了校勘和增補,并由賀世哲整理成書,由文物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1957年,鄭振鐸率隊對敦煌進行考察后,提出了編寫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意見。次年成立《敦煌圖錄》編委會,并編出了第285窟的樣稿。1963年,在莫高窟南區石窟維修加固期間,賀世哲、李永寧作了部分測量和記錄,繪成了《莫高窟南區立面圖》。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敦煌研究院先后對莫高窟第268、272、275窟進行了傳統的手工測繪,于1994年草擬了考古報告的編輯出版計劃,成立了編寫小組。2002年,確定由樊錦詩、蔡偉堂等承擔《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的編寫任務。該報告于2011年出版。這是敦煌石窟發現后的第一次全面記錄,既保存了石窟檔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為國內其他石窟保護研究單位編寫考古報告提供了范本。

  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敦煌研究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敦煌學研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如在中亞地區的考古發掘,對南亞印度、中亞諸國和阿富汗進行考古、歷史、藝術和文物保護多方面的合作等。同時,研究院還將其長期積累的壁畫與土遺址方面的成套文物保護技術向“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分享和推廣,正在開展的吉爾吉斯斯坦那倫州古代城堡遺址保護研究項目就是一個例證。

  (作者:劉進寶,系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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