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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繪與類型分析
2019年07月23日 08:21 來源:《歷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王濤 字號

內容摘要:內容提要:《德意志人物志》是德語世界關于歷史人物信息的一部重要工具書。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德意志人物志》是德語世界關于歷史人物信息的一部重要工具書。歷史學家往往關注的是其實用層面的價值,而對這套大型工具書內容本身的研究并不多見。運用數字工具對人物志的數據挖掘,發現了德意志歷史人物群體的隱含問題,甚至有悖于常識的結果,由此揭示出德意志主流歷史學家對“德意志人”的想象構建。對大量德意志人物誕生地與逝世地的社會網絡分析,構成了歷史人物的“死亡地圖”,清晰顯示了德意志重要歷史名城由南部向北部擴散的過程。在數字人文框架下挖掘《德意志人物志》的隱含信息,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數字方法的客觀性,又要有結合歷史語境的想象力。

  關鍵詞:德意志人物志 群體傳記 德國/大數據

  作者簡介:王濤,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德意志人物志》(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以下簡稱ADB)是德語世界關于歷史人物信息的一部重要工具書。它在巴伐利亞科學院歷史委員會(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主持下,歷經三十多年編撰完成(1875-1912),共計56卷,收錄人物信息約26500人。ADB的編撰目的是協助學術研究,歷史學家往往關注其實用層面的價值,而對這套大型工具書內容本身的研究并不多見。筆者在作了必要的學術梳理后,發現對《德意志人物志》的整體性研究極為薄弱,至多是對ADB編撰過程的梳理,或者對特定卷冊的內容簡介。①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學者的研究習慣性關注ADB作為資料的實用性,而忽略了從整體上把握這部大型工具書所蘊含的信息。二是即便有學者意識到ADB作為群體傳記研究的價值,但在“數字人文”方法和思路得到認可之前,還找不到合適的角度切入龐雜的數據。本文試圖作一次嘗試,用新的思路與方法對《德意志人物志》進行挖掘,希望讓德國史研究同行留意,以揭示人物辭典的另類價值。②

   一、工具書概貌

  實際上,《德意志人物志》是能夠充分折射德意志史學傳統的經典項目。這部大型工具書的執行機構“歷史委員會”,在德意志著名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推動下于1858年成立,其宗旨是促進德意志歷史科學的發展。委員會成立之初,蘭克就計劃編撰一部助力德國歷史人物研究的工具書,但并沒有被即刻執行。約十年后,時任歷史委員會主席的蘭克舊事重提,并且委任里利恩克龍(Rochus von Liliencron)負責具體操辦,不久又有威格勒(Franz Xaver von Wegele)加入,正式啟動了這個龐大的計劃,最初預計全套叢書有20卷,并于1875年出版第1卷。ADB致力于為歷史研究提供高標準的基礎資料,不僅在文獻保存方面成為標桿,也是德意志史學傳統在實踐層面的具體呈現。③其實,在第1卷前言,編撰者就坦言,雖然收錄的人物囊括古今,但是對仍然在世的人物一律不收錄。盡管這些人物可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但編撰者顧忌的是,他們無法找到能夠不偏不倚對這群人物進行歷史定位的編寫者,④許多參與編寫人物志的作者甚至是這些人物的門生或者至交,這樣就很難用中立的態度進行書寫,更談不上兌現蘭克史學觀念中“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主張了。從這個意義上說,ADB是以蘭克為代表的德意志歷史學家踐行客觀史學理想的具體案例。

  不過,學界僅僅以工具書的態度看待《德意志人物志》,低估了“人物志”的學術價值,雖然ADB在編撰之初確實定位于工具書。然而,在更加開放的思路下,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解讀ADB的意義。比如,人物入選的標準、人物傳記的書寫與歷史研究的關系等,⑤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最初的設計中,ADB的編委會曾經試圖推進一項囊括4萬人的龐大計劃。在實際的工作中,編撰者意識到這個容量不太現實,隨即就涉及如何取舍的問題。歷史人物的篩選標準,往往又同如何界定“德意志人”緊密相關。在人物志的編撰過程中,關于德意志的認知確實存在擴大化傾向,既沒有“局限在德意志的地理范疇”,也沒有拘泥于德意志的民族性。收錄的德意志人物,在時間跨度上往前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紀的羅馬時代,歷史委員會的編委們用獨特的方式展現了他們對德意志早期歷史的認知。從地理范疇看,有出生在奧地利、瑞士、波蘭、捷克等地區的歷史人物,這些區域曾經隸屬于“德意志”文化區;也不乏來自荷蘭、意大利、比利時等國家的人物,他們由于家族背景、誕生地、發揮主要影響等因素與“德意志”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被ADB收錄。換句話說,入選ADB的考量完全基于是否與“德意志”存在“緊密的精神關聯下的共同的生活經歷”,⑥毫無疑問,這樣的標準建構了一個外延極其寬泛的“大德意志”想象。

  圖1 ADB收錄歷史人物的來源⑦

  ADB開始編撰的時候,恰好是德意志帝國統一不久,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由政府來啟動如此聲勢浩大的文科工程,難免讓人懷疑與彰顯德意志的民族主義不無關聯。蘭克從一開始就將這項工作定位于記錄“著名的德意志人”,從文化的角度激發“民族”自豪感是他沒有言說的潛臺詞,但ADB的后續工作一直朝著編撰一部“國民傳記”的目標邁進。實際上,早在“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出現在德意志思想語境之前,⑧ADB就已經開始了塑造“民族紀念碑”(nationales Denkmal)的種種努力,“通過歷史人物來呈現德意志在歷史、學術、藝術、經貿等領域的發展”。⑨

  ADB除了能夠折射出史學觀念的變遷之外,我們還可以用“群體傳記研究”(Prosopography)的思路對歷史人物進行解讀。在西方史學傳統中,向來就存在把具有相似出身、經歷、思想、職業等群體并置在一起進行書寫的習慣,如《圣經》的使徒列傳、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中世紀的圣徒傳等。⑩在學術的意義上,“群體傳記”的概念在1743年就出現了,20世紀70年代勞倫斯·斯通對這個概念的內涵給出了簡潔的定義,他這樣寫道:“群體傳記通過對歷史上一群行動者經歷的集體研究,探索這一群體具有共性的背景特征。”(11)簡而言之,“群體傳記”關注某個社會群體的共性特征,研究者對相關群體提出一組相同的問題,通常需要收集被研究對象的姓名、生卒時間、地點、婚姻與家庭、社會出身、職業、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信息。(12)通過對各類信息的并列組合,研究者試圖發現變量之間的內在關聯,由此找出思想史、建制史或歷史演進的潛在模式。“群體傳記”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對于厘清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等問題,往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隨著電腦技術的進步,群體傳記研究方法更加容易落實,不論是構建人物數據庫,(13)還是把地理信息系統(GIS)運用到歷史人物的研究中,(14)都能夠看到數字人文技術與群體傳記方法的相互配合。

  不過,在運用群體傳記方法對《德意志人物志》進行數據挖掘之前,有必要作一些預先的限定。首先是ADB的代表性問題。雖然ADB收錄的人物在絕對數量上并不少,時間跨度也涵蓋各個時期,但顯然不是“全體德意志人”;雖然也收錄了所謂“非凡的小人物”,比如激進的鞋匠,(15)但往往也是由于他們參與政治活動、進行文學創作或者宗教思想等事跡載入史冊,而非單純的“鞋匠”身份。因此,“沉默的大多數”在ADB里毫無蹤跡可循。從統計學的角度看,《人物志》是樣本量非常小的數據集,如果我們試圖用“以小見大”的方式來描述宏觀層面的德意志歷史,或許違背了統計學的科學性。然而,史學研究的規范模式在于,任何結論都要有史料支撐。所以,如果我們并不奢望用ADB的樣本量來建構“全體德意志”的宏大敘述,這種定量的挖掘就并非毫無價值。而且非常遺憾的事實在于,任何歷史問題的探尋,都不可能窮盡所有史料,搜集到盡善盡美的文獻,專業歷史學家都應該懂得如何在殘缺的材料中按圖索驥。

  從另一個角度說,ADB的體量確實比不過《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16)但它成為人物群體顯然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兩萬多名德意志人物被搜羅進來,是經過編撰者裁剪的結果,這個極其主觀的梳理,構建的當然是德意志主流歷史學家關于德意志人物的想象。在長達30多年的編撰工作中,先后有近1850名學者貢獻了自己的智慧,(17)讓這樣一個歷史人物“共同體”的面向極其復雜與多元,但它究竟有哪些屬性,存在哪些未知的隱秘信息,其實并沒有出現在歷史研究者的問題意識中。我們試圖通過技術手段把類似的追問暴露出來,或許能夠為其他研究者提供思考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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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濤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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