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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藝術中的“道法自然”與“象外之象”
2019年07月19日 10:45 來源:《中國民族報》 作者:胡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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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道教思想與文化對書法藝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承載著佛道兩家經典著作的書法作品,也融入到書法發展的歷史之中。

  道教是基于書面信仰的宗教,道教認為,經文、符號不僅是表意文字、象形、線的組合,它還包含一種神秘的象征意義。

  道教書法藝術是道教思想直觀的表達方式之一,是道家美學風格的典型代表。道教書法不是簡單的書寫,書寫者寫出了自己的風骨,體現了道教獨特的藝術審美。道教書法的墨跡很暗,線條流動充滿想象力,具有類似于繪畫的審美趣味。

  老子云:“道法自然。”道教書法的最高藝術追求也是“同乎自然”。這要求書法家善于對自然界中萬事萬物進行逼真的模寫,將其符號化于筆端,還要保持自然的心境和天真浪漫、不加雕飾的藝術風格。

  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推崇王羲之的書法,皆因其能“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唐代孫過庭認為書法藝術之象“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甚至將其上升到了“道”的境界。

  當然,“推崇自然”并不是說完全摒除書法家的主動創造。故此,王羲之說:“心意者,將軍也。”“夫欲書者,先于研磨,凝神靜思。”“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結思成矣。” 王羲之十分強調書法藝術家個人的“心意”,即思路、想象力等。

  繼承魏晉時期對藝術形式美的追求,唐代審美文化發展出理想之美,即神與形、意的高度結合。“神”被視為唐代重要的審美范疇之一,與藝術作品的形、意高度融合。這要求書法家在創作過程中,既有精巧構思、精雕細琢,又有靈感的噴薄涌現;既有高超的技藝,又有同乎自然、臻于神妙之境的完美意象。唐太宗所說的“思與神會”,正是強調藝術家的主觀情志要與書法藝術作品本身的形意相結合。

  《道德經》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最高的藝術境界是沒有人工雕鑿之痕,對于道教書法美學而言,“大巧若拙”可謂最高范疇。“巧”與“拙”不僅是藝術創作的技巧問題,同時也是“偽”與“真”的問題,它關系到個人在修道過程中能否去偽存真、返璞歸真。

  唐代畫家、繪畫理論家張彥遠在《法書要錄》中有言:“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可強為哉?”唐代書法對心、意十分重視,因此有初唐四家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的書風,又有盛唐顏真卿、張旭、懷素的書法藝術創新。至北宋,蘇軾更提倡“書初無意于佳乃佳”“天真浪漫是我師”,再次與道教“法天貴真”的精神相契合。

  在書法史上,不少經典作品都是表現佛教內容的書法。它們不同于傳統字體,更加灑脫,有自己獨特的韻味。正因如此,許多書法家青睞于佛教書法,從中汲取營養,融入自身的書法創作風格中。

  經文碑書和摩崖經文是值得一提的佛家書法作品。碑刻作品體現了當時書法家對于書法的堅持,以及為了傳承佛學思想所付出的努力;摩崖經文則體現了高超的書寫技巧。

  文人的參與為佛教內容的書法作品增添了別樣的趣味。他們不是簡單地抄經,還摸索書法中暗含的韻味,以特有的書寫方式表達對經文的理解。

  中國佛教禪宗的“本心論”“自然真趣”等思想深受士大夫文人青睞,他們在其書法藝術創作中“引禪入書”。唐代書論家們提出“字外之情”的書法批評準則,則體現出“象外之象”的情感境界。在字體上,草書能實現這一境界,其中唐代書法家張旭是開路先鋒。

  唐代書法家、禪僧懷素則借草書作佛事,通過書法表達禪境。懷素,人稱“醉僧”,自命“狂僧”。他在草書創作中崇尚天性,追求禪宗的“物我兩忘”境界。“物我兩忘”,書就是我,我就是書,書家的精神氣質隨著筆墨揮灑于紙上,“隨手萬變,怪雨狂風,隱見莫測”“狂來輕世界,醉里得真知”。因此,他的書法“迅疾駭人”,墨氣淋漓,仿佛要從點線的束縛中掙脫出去,其《自敘帖》就是代表。懷素書法追求的自然真趣是通過對細節的揣摩,將“自然”與“禪趣”融為一體,實現禪宗的“超越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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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泊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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