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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美學與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
2019年07月23日 09:28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19年第1期 作者:張弓 張玉能 字號
關鍵詞:生存美學;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新實踐美學

內容摘要:福柯的生存美學不僅對于闡明人類的生活實踐智慧和徹底重構西方哲學、美學思想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中國當代美學的發展具有深廣的啟發價值。

關鍵詞:生存美學;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新實踐美學

作者簡介:

  摘要:福柯的生存美學不僅對于闡明人類的生活實踐智慧和徹底重構西方哲學、美學思想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中國當代美學的發展具有深廣的啟發價值。中國當代美學發展的主流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福柯的生存美學在話語實踐、生命政治、“身體、性和愛情的美學”等方面直接啟發中國當代美學,特別是新實踐美學的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實踐觀點、“自由自覺的生命觀”、人類自身生產理論,借鑒和反思福柯的生存美學,似乎可以開出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新生面。

  關鍵詞:生存美學;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新實踐美學

  作者簡介:張弓,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張玉能,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福柯的生存美學不僅對于闡明人類的生活實踐智慧和徹底重構西方哲學、美學思想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中國當代美學的發展具有深廣的啟發價值。中國當代美學發展的主流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福柯的生存美學在話語實踐(話語生產)、生命政治、“身體、性和愛情的美學”等方面直接啟發中國當代美學,特別是新實踐美學的發展。

  一、話語實踐與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

  首先,福柯的生存美學所強調的話語實踐可以啟發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在實踐概念上的拓展,推進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走向新實踐美學的創新發展。

  在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實踐概念主要就是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談到了語言的“實踐性”,并沒有直接把語言當作實踐來界定,而且一般語言學中也還沒有出現“話語”這個概念,只是到了后來,西方語言學的發展區分了語言與言語,特別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學突出了作為一種規則、結構的語言才是語言學研究的對象,語言學就成為了研究符號結構和規則的一種理論體系。后來,西方哲學產生了“語言學轉向”,語言引起了哲學家的高度重視,形成了語言哲學、哲學解釋學、語言分析哲學等,逐步把語言當作了一種闡釋意義的活動,并且確認了語言的意義是在使用中確定的;西方語言哲學還形成了一種“以言行事”的觀點,英國語言學家奧斯汀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這樣就把語言當作一種行為,也就是當作一種活動或者實踐。與此同時,在馬克思主義學說內部,實踐的概念也不斷擴大外延,在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那里,甚至把理論也當做一種實踐。于是,阿爾都塞的學生福柯就在《知識考古學》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話語實踐”(也叫“話語生產”)的概念。不同于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福柯的話語是一種實踐,而不止是一種表達思想和意義的靜態結構。福柯以陳述界定話語:“話語是由符號序列的整體構成的,前提是這樣符號序列是陳述……隸屬于同一的形成系統的陳述總體。” ⑴也就是說,話語是一種陳述總體的符號整體,它是確定對象的體系的實踐。福柯認為《詞與物》“揭示了另外一項任務。這個任務在于不把——不再把——話語當作符號的整體來研究(把能指成分歸結于內容或者表達),而是把話語作為系統地形成這些話語所言及的對象的實踐來研究。”話語是構成對象體系的實踐。作為實踐的話語規則主要“不確定某種詞匯正規用法”,而“確定的是對象的體系”。⑵話語作為實踐能呈現出規則整體,系統地形成話語所談論的對象,正是這兩個重要規定性才使得話語不止是用符號來指稱事物的語言和言語。福柯的話語實踐,實質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和美學的進一步拓展,可以使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和實踐美學具有更強的“改變世界”的能力和解釋美及審美的功能。

  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對西方哲學和美學進行了“實踐轉向”革命性變革后的產物,它突出了哲學和美學的“改變世界”、培養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解放全人類的方向和作用,因而被稱為“實踐哲學”和“實踐美學”。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⑶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自稱為“實踐唯物主義者”,因而他們所創建的哲學就應該是“實踐唯物主義”,也就是后來一般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因此,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的中心概念。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實踐唯物主義時,集中論述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作為實踐的主要類型,還沒有把語言、話語作為實踐來論述,不過,他們已經看到了語言的實踐性。“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⑷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從意識的角度來談語言,把語言規定為“實踐的”、“現實的意識”,“思想的直接現實”,主要突出了語言與意識的關系,卻也指明了語言的實踐性和現實存在性。這些思想無疑給“語言學轉向”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哲學家一種“實踐轉向”的啟示。法國新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的“關于唯物辯證法”一文中專門論述了“理論實踐”。他指出:“理論實踐是確實存在的。理論是一種特殊的實踐,它作用于特殊的對象,并制造特殊的產品,即認識。”他把實踐定義為:“任何通過一定的人力勞動,使用一定的‘生產’資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為一定的產品的過程。”因此,他把社會實踐區分為四種形式:(1)生產實踐。在社會實踐這個復雜統一體中“最后起決定作用的實踐,就是現有的人在一定的生產關系范圍內,通過有計劃地使用一定的生產資料,把一定的實物(原料)加工成日常用品的那種實踐”。(2)政治實踐。就是政黨或個人“把一定的社會關系作為原料加工成一定的產品(新的社會關系)”的實踐。(3)意識形態實踐。阿爾都塞認為,人們往往并不真正把意識形態的存在當作一種實踐,然而,“意識形態不論表現為宗教、政治、倫理、法律或藝術,都在加工自己的對象,即人的‘意識’”,因此,是一種實踐。“承認這一點正是一切意識形態理論的不可缺少的條件。”(4)理論實踐。阿爾都塞認為,理論如同生產、政治等實踐一樣,也是一種實踐。因為,它也符合實踐的一般定義,就是說,它也符合把所予的一定的原料改造成一定的產品的過程,也是由一定的人類勞動使用一定的(生產)手段所實現的改造。他特別指出,“承認理論實踐的存在,對我們了解馬克思主義如何認識理論,以及認識理論與‘社會實踐’的關系,更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⑸阿爾都塞的“理論實踐”概念,在邏輯和范疇上容易混淆理論和實踐這種一般意義上的傳統分類,因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的發展中并沒有得到認同,但是,他重視實踐的思想卻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有著重大的意義,而且直接影響了他的學生福柯,形成了“話語實踐”概念。

  福柯的“話語實踐”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的實踐轉向和實踐觀點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是順應著西方哲學和語言哲學的“后現代實踐轉向”的大趨勢而形成的。這種“話語實踐”概念,在中國新時期的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形勢下傳入了中國,成為新時期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一個突破口,把舊的實踐美學固著在“物質生產”上的實踐概念擴展到“話語實踐”(話語生產)之上,創新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的實踐內涵和外延,使得實踐美學發展到了新實踐美學的階段,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進程。但是,一些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發展具體狀況和趨向的人卻對此橫加指責,認為新實踐美學把實踐概念泛化了,把什么都歸入了實踐概念之中,實踐概念就什么都不是了;話語都成為了實踐,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就不再是馬克思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了。實際上,他們并不了解上述新馬克思主義對“實踐”的重新界定,也并不真正了解福柯的話語實踐的概念。把實踐概念劃分為物質生產、精神生產、話語生產,主要也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基礎上,對于阿爾都塞的“生產實踐”的進一步劃分,并沒有以它來代替社會實踐的整體,實踐還可以有其他的劃分方法。就實踐美學而言,物質生產、精神生產、話語生產,恰好可以組成一個合乎邏輯的整體,合理地解釋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生成于社會實踐的過程,從而解決舊實踐美學的困惑。在后實踐美學與實踐美學的論爭中,人們責難舊實踐美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物質生產是不能直接產生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人們一般都認可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所說的: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是一種精神生產,但往往質疑其根源在于物質生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說過:藝術是一種特殊的生產,人類的生產是“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可是,許多人還是不理解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怎么會從物質生產中產生出來而成為一種精神生產。實際上,如果看到了人類的生產總體,從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的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生成是經過了話語生產這一中介環節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當人類解決自己的吃喝住穿問題的物質生產滿足了人類的實際需要以后,就會產生滿足精神需要的沖動,美和審美及其藝術就是這種精神需要促成的精神生產的產物,而就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之間,人們還有一種滿足精神需要的話語生產,它以符號作為生產的原料,把物質現實與精神世界聯系起來,生產出了一個意象世界和形象世界,從而完成了從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的“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轉換,從而就產生了作為精神生產的過程和結果的美和審美及其藝術。這在一定意義上,與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物質世界、精神世界、精神產品世界)是相對應的。如果套用福柯的考古學和譜系學的方法,美和審美及其藝術就是“話語實踐”生產出來陳述和構成對象世界系統的符號整體,因此,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既是話語實踐的過程,也是話語實踐的產品。就物質生產而言,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根源于物質世界;就話語生產而言,美和審美及其藝術表征為符號世界;就精神生產而言,美和審美及其藝術形成為意象世界。因此,美和審美及其藝術作為實踐的產物就表現為:從物質世界的物象,經過精神世界的意象,到符號世界的形象;美和審美及其藝術作為實踐過程就表現為:從物質生產,經過話語生產,到精神生產,最終美和審美及其藝術就揚棄了物質生產,成為了話語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融匯,所以,馬克思說:藝術是特殊的生產。

  其次,話語實踐的構成性給新實踐美學關于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本質的探討賦予了開放性和透視角度。福柯把話語與陳述聯系起來,揭示了話語的實踐性。因而話語分析就是要分析話語的對象、主體的位置、概念以及策略是如何在一個客觀的、歷史的話語實踐中構建的。

  “話語的實踐”既不是個體表述思想、愿望、形象等的表達行為,也不是邏輯推理和語法的構造行為。“說話的實踐是一個匿名的、歷史的規律的整體。這些規律總是被確定在時間和空間里,而這些時間和空間又是在一定的時代和某些既定的、社會的、經濟的、地理的、或者語言等方面確定了陳述功能實施的條件。”⑹概括而言,話語是規律的整體。這種規律不同于傳統的思想史規律,傳統的思想史規律是連續的,是由主體及其意識根據連續性、必然性的要求建構的,是脫離具體的時間、空間的空中的彩虹。而話語,或者話語規律,總是被置于具體的時間、空間條件之中,這些時間和空間又是有不同自然與社會條件內容的時間和空間。陳述就是受這些客觀的歷史條件的限制,同時陳述又通過展現一個空間——對象、主體、概念和理論的擴散空間,為我們提供一個關系網絡——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的、地理的等條件相互關系的網絡。所以,話語是關系的話語,是實踐的話語。

  福柯的話語實踐理論,把人類的一切認識對象及其知識植根于具體的歷史系列、空間位置和社會關系網絡之中,揭示了它們與實踐的關系,并且在此基礎上構成了生存美學。這就啟發我們,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是構成性的,并不是預成性的,是在社會實踐的整體中生成出來的,所以它們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以物質生產為中心的社會實踐整體中生成變化的。這對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是一種極其有益的啟示。眾所周知,由于歷史的原因,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受到俄蘇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庸俗社會學傾向的嚴重影響,中國當代美學界從20世紀30—40年代開始,就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美學沒有本體論,本體論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和美學的概念和學說,因而拘泥于認識論范疇來研究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產生了許多似是而非和不合事實的結論。比如,機械唯物論美學把美視為物體的純客觀性質,例如說太陽的美就在于它的圓形、紅色所組成的典型;把美感看做客觀美的主觀反映,美是獨立于人類及其美感的、與人無關的客觀自然性質或社會性質;藝術是客觀現實生活的主觀能動反映,是一種主觀認識,藝術的功能主要就是幫助人們認識社會生活,教育人們,提高他們的覺悟。這些觀點在一定的范圍內應該是有道理的,但是,脫離人及其社會實踐來研究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把它們拘囿在認識論范圍內,就離開真理一步而陷入了荒謬。現在,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新的歷程中,就應該接受話語實踐的啟發,深入批判繼承中華民族美學傳統,從實踐本體論、實踐認識論、實踐價值論、實踐辯證法全面研究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正如,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柳宗元所說:“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美并不是事物的自在性質,而是在人類的社會實踐整體、特別是話語實踐中生成和構成出來的,因而是生成性或構成性的。馬克思說:“勞動生產了美”,就指明了這一點。而話語實踐更是與許多美的生成密不可分。所以,柳宗元說:“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于空山矣。”似乎是說王羲之的話語實踐生成和構成了蘭亭之美,而馬退山茅亭“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郁湮,是貽林間之愧。故志之”。所以,柳宗元的話語實踐又可以生成和構成“馬退山茅亭之美”。全世界許許多多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的生成似乎都應該如此用話語實踐來解釋。正因為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是社會實踐、特別是話語實踐所生成和構成的,因此審美和藝術就不可能僅僅是一種認識,而應該主要是一種情感實踐、意志實踐,或者情志實踐。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詩學和美學主張“詩言志”、“詩緣情”。孔子說文學的功能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些都主要強調了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情志性質和抒發情志功能。實際上,按照馬克思的闡述,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情志性質和抒發情志功能也是很重要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實踐與情志以及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關系:“只是由于人的本質的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主體的、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如有音樂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總之,那些能成為人的享受的感覺,即確證自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才一部分發展起來,一部分生產出來。因為,不僅五官感覺,而且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⑺正是作為人的本質的實踐的豐富性決定了人的感覺的豐富性,從而也就決定了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豐富性,因而它們絕不僅僅是認識,也不可能與人及其實踐、特別是話語實踐無關。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應該注意話語實踐給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所帶來的本體論意義,應該進一步揭示它們的豐富性、生成性、構成性、開放性、變化性、發展性。另外還有一種“命名”的話語實踐似乎與美和審美及其藝術有著特別深厚和緊密的關系。人類與事物的聯系往往離不開人們對事物的命名,人們只有命名了一個事物才算是真正把握了這個事物,所以,維特根斯坦才說:“話語即行為。”“語言游戲的根本在于一種實踐方式(行動方式)——不是思辨,不是閑扯。”“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世界的邊界。”⑻馬克思才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在我們的審美和藝術實踐中,話語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不僅在于審美和藝術實踐都是話語實踐,都是符號實踐,而且也在于審美者和藝術家也是話語實踐的命名者。福柯之所以說“作者死了”就是要強調話語實踐本身的生成和構成作用。我們的名山大川、旅游勝地,有許多景觀的生成和構成都是話語實踐命名的結晶,諸如,象鼻山、筆架山、飛來石、望夫石、神女峰、仙人洞等,還有多少人知道它們的命名者呢?民間文藝的作者往往是“缺失”的,可是它們的人物和故事卻是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創造,也就是命名和陳述。

  再次,生存美學的話語實踐可以啟發新實踐美學的研究探索面向生存實踐和生活本身,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緊密結合。

  福柯的生存美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就是人們“自身”生活的命運,為此,他在探討人們“自身”所陷入的異化狀態和虛假意識形態的“規訓和懲罰”及其歷史原因的基礎上,從古希臘羅馬的生存藝術和自身技術之中找到了實現自由的審美生存的出路,即“各種生存的藝術”。福柯在《性經驗史》卷二“快感的享用”的導言中明確地指出:“我們必須理解那些反思的和自愿的實踐,人們通過它們不僅確定了各種行為的規則,而且還試圖自我改變,改變自己獨特的存在,把自己的生活改變成一種具有審美價值和反映某些風格標準的作品。”⑼福柯的《性經驗史》卷二、卷三,用大量歷史文獻,從“養生學”、“家政學”、“性愛學”觀點,分析了性經驗與肉體、妻子、男童、真理的關系,總結、發現了古希臘羅馬的生存美學。由此可見,福柯的生存美學雖然是以古希臘羅馬的性經驗為對象,然而,卻是以“自身”為核心,“關注自身”,探討“自身的技術”,是一種“生活的藝術”、“生存的藝術”。福柯的生存美學與生活、生活實踐、人自身的快感和自由實踐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中國著名性學家李銀河就直接把福柯的生存美學稱為“生活美學”。福柯的生存美學這種直接與生活、生存相關的特點,可以直接啟示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過程中應該注重與中國當代現實生活緊密聯系起來。

  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美學與中國現實生活相結合的過程。從20世紀20—30年代開始,李大釗、瞿秋白、肖楚女、魯迅等都注重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比如,魯迅與太陽社的爭論,其焦點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立場觀點方法與中國當時的現實生活相結合,魯迅就非常尖銳地批評了太陽社同仁們的庸俗社會學傾向。到了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以后,馬克思主義美學與中國當時現實生活相結合就成為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一個基本原則。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現實生活是作家藝術家創作的唯一源泉,號召他們到這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⑽當時延安文藝界的主要負責人周揚不僅編輯了《馬克思主義與文藝》,而且還翻譯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藝術對現實的關系》,并且改書名為《美學與生活》。新中國成立以后,強調美和審美及其藝術與生活的關系,是一條始終不動搖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不過,當時革命斗爭的現實形勢突出的是“革命戰爭的生活”、“階級斗爭的生活”,并沒有注意到日常生活。那么,在今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規模的革命戰爭和階級斗爭已經基本上結束,我們是否可以從福柯的生存美學中得到啟示,把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現實主義原則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生活、日常生活聯系起來,推進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現實進程?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美和審美及其藝術的大眾化,為人民服務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從20世紀20—30年代開始中國進步文藝和美學界就爭論“文藝大眾化”問題,到毛澤東的《講話》以后,文藝大眾化、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也就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基本方針,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和成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美學繼承、發展、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階級性、黨性、人民性的基本原則。同樣的道理,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長時期內,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階級性、黨性原則被階級斗爭的政治所擴大化,人民性原則基本上成為了一個懸置起來的口號。直到第四次文代會鄧小平明確廢止了“文藝為政治服務,從屬于政治”的方針,確立了“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方針以后,這個問題才得以正確解決。黨的十八大以后,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方針和美學原則,這就是今后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一個指南針。我們可以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指導下,吸取福柯生存美學的有益成分,揚棄其中“關注自身”(關注自我)的傾向,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把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人民性原則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緊密結合起來,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真正實行“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方針。

作者簡介

姓名:張弓 張玉能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實習編輯: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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