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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商談與學術研究的公共性 ——兼談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兩個向度
2019年07月23日 09:5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1期 作者:孫國東 字號
關鍵詞:理性的公共運用;公共商談;真理共識論;自主性;認知性

內容摘要:為確保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我們需在言說立場上遵循公道性原則,在言說內容上秉持認知性原則。在“后真相/真理時代”,踐習公共商談、積攢公共理性,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所在。

關鍵詞:理性的公共運用;公共商談;真理共識論;自主性;認知性

作者簡介:

  摘要:現代條件下的學術研究是“理性之公共運用”的典型方式,其真理具有易謬性,在性質上是(學術)公共領域基于主體間性的公共商談所達致的共識。學術研究的自主性與公共性具有內在的關聯,它包括外在和內在兩個向度:既自主于經濟、政治、社會等其他場域,亦自主于個人的價值偏好;其分別對應著言說立場的公共性與言說內容的公共性。為確保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我們需在言說立場上遵循公道性原則,在言說內容上秉持認知性原則。在“后真相/真理時代”,踐習公共商談、積攢公共理性,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所在。

  關鍵詞:理性的公共運用;公共商談;真理共識論;自主性;認知性

  作者簡介:孫國東,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引論:從當下知識界的四種狀況說起

  翻檢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諸多論者喪失了學術言說本應具有的自主性。讓我們從中國知識界特有的二元場域——所謂的學術界和思想界——分別說起。

  如果筆者的觀察不錯,繼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思想退隱,學問凸顯”之后,我們似乎已進入“學問退隱,策論凸顯”之勢愈加顯明的時代。⑴這種“策論”,在學術界表現尤甚,并主要以兩種形態凸顯出來。

  一是遵循市場邏輯的對策性研究。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市場的力量已然開始介入學術場域中——一個突出的表征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通過市場導向的所謂“橫向項目”或獨立董事、法律顧問等校外兼職,開展各種服務于特定“委托人”(市場主體,乃至市場化的行政主體)的研究工作。這種秉承市場邏輯的學術旨趣,固然可通過“產學研一體化”或“教研咨相結合”提升學者服務于經濟建設和行政管理的參與度和積極性,但亦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這種帶有“購買服務”性質的研究旨趣,會讓學者變成韋伯所批評的“學術生意人”。⑵它不僅會嚴重威脅學術研究的自主性,由此帶來的“學商耦合”、“學政不分”,更會在整個社會形成“精英聯盟”(能者通吃)的社會結構,從而給社會正義帶來嚴重的威脅。在當下中國,學者的聲譽之所以不高(“專家”被譏為“磚家”),就跟學者與市場主體、行政主體之間存在著制度化的合作乃至“共謀”的空間密不可分。附庸于市場的對策性旨趣可能會敗壞市場和行政。由于遵循委托人利益至上的市場交換原則,它實際上會淪為部門主義或本位主義(selfish departmentalism)的幫兇,從而為部門主義或本位主義在整個社會的彌散打開方便之門。不言而喻,在部門主義或本位主義抬頭的地方,便是公共性隱沒的地方。

  二是附庸于政治的無序智庫化研究。早在21世紀初,王元化即曾告誡道:“我敢斷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學術研究也不會成為可以和其他文化活動抗衡的力量。”⑶未曾想,他的斷言在今天已基本應驗。在學術界,這種學術旨趣主要表現為各種附庸于權力邏輯的無序智庫化研究。這種學術旨趣似乎已通過學術資源、學術地位和學術榮譽等的配置而深嵌于學術評價體制中,儼然成為當下中國學術研究的結構化情境。一個前所未有的例證是,諸多“雙一流”高校在學術評價(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學術評價)中,已開始把獲得省部級以上領導批示的決策咨詢報告折算為相應級別的研究論文,并納入職稱評定等學術評價程序中。學術服務于政治本身是合理的,關鍵是它服務于自由設置的政治目標,還是政治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公共政治事業?毋庸諱言,如果學術對政治的服務只是對權力的亦步亦趨,而放棄了對關涉政治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公共政治事務之戰略性、基礎性和思想性議題的探究,對政治和學術均是傷害。無論是從歷史中國“君師”分立(政治權威與思想權威分立)的優良傳統來看,還是從現代良序社會的運行機理來看,學術與政治的良性關系都是前者與后者的規范性互動關系,而不是后者對前者的單向實用性把控。⑷

  如果說“策論凸顯”是籠罩在學術界的一片烏云,那么“言私”之風則是飄蕩在思想界的一個幽靈。早在兩個多世紀以前,清儒章實齋即曾尖銳地批判了當時學界的“言私”之風:“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于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于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⑸思想界本應成為“言公之學”的淵藪,但在當下中國思想界,“夫道公而我獨私之”的“言私”之風泛起,并主要以如下兩種形式表現出來。

  一是迎合傳媒風尚的公共言說。在當下中國思想界,所謂的“意見領袖”門檻之低,以至于像韓寒這樣沒有受過任何學術訓練的人,都可以憑借所謂的“韓三篇”躋身“意見領袖”之列,甚至被奉為標桿——另一位以“意見領袖”自居者,甚至譏諷那些鄙夷韓寒的學院派知識分子說,一千個大學教授加起來也抵不上韓寒的社會影響力。然而,一旦把社會影響納入學術評價中,我們便在實質上偏離了學術自身的邏輯,轉而求諸現代傳播的邏輯。必須看到,由現代傳播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所支撐的信息傳播效果,并不依賴于信息本身的真實性或真理性(truth),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兩者間呈負相關關系——當下的網絡時代邁入所謂的“后真相/真理時代”(the posttruth era),便指向了受眾沒有興趣和耐心關注真相、求諸真理,而孜孜于社交媒體所營造之傳播效應的狀況。2017年,浙江大學把“100000+”網文作為權威期刊論文納入職稱評定之所以引發廣泛爭議,就根源于人們對學術評價臣服于現代傳播效應而喪失自身堅守的不滿。

  二是基于個人偏好的公共言說。在當下中國思想界,另一種常見的認識取向是從論者個人的價值偏好出發言說公共事務。“我是儒家的信徒,我想從儒家立場談談我的看法。”“我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是……”在公共言說中,諸如此類的開場白似乎已成為很多人的言說習性。其他立場相對隱蔽的公共言說,盡管未亮明自己的價值偏好,但實質上仍是從某種未經公共檢視的私性價值偏好出發的。在這方面,國家主義、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是論者在公共言說中最常采用的價值偏好。公共言說,不可能也無必要做到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但能否采用“認知性”(cognitive)即“可分享性”(sharable)的態度,是確保言說內容具有公共性的關鍵所在;相反,對價值的“獨斷主義”(dogmatism)態度,即使建立在真誠的信念基礎之上,它也只能捕獲分享此種價值偏好的特定信眾,而不可能說服其他不認同此價值偏好者。

  無論是社會的傳媒風尚,還是個體的價值偏好,都屬于羅爾斯意義上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其相對于整個政治共同體的正當性,有待于公共證成的過濾和檢驗。

  就中國知識界的良性發展來說,“指出錯的”盡管重要,但“說出對的”卻更具有示范效應和累積成效。趙汀陽曾說:“指出錯的,卻說不出對的,這種流行的批評模式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正確思維。”⑹因此,本文擬把上述四種狀況納入學術研究的公共性和社會科學的自主性中予以觀照,從而探討我們的超越方向。據筆者理解,這些病狀在根本上背離了學術研究的公共性。接下來,本文擬主要從“公共商談/話語”(public discourse)角度來把握學術研究的公共性。筆者將首先闡述學術作為“公共商談/話語”的認識論(包括真理論)前提,并從學術研究的自主性與公共性的內在關聯入手,探討學術作為“公共商談/話語”的價值論要求,即內在的規范性要求,以及相應的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兩個向度。在本文的最后,筆者擬討論學術作為“公共商談/話語”在所謂“后真相/真理時代”的必要性。

作者簡介

姓名:孫國東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實習編輯: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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